统筹各类要素实现金融领域“两个平衡”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每日财讯网》编辑　　发布时间：2022-07-12

　　周月秋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合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现代金融学会秘书长。

　　当前，俄乌冲突加速推进百年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滞胀”相互交织，国际国内形势持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形势下，如何平衡金融安全与发展、金融开放与风险？带着相关问题，《金融时报》记者近期采访了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

　　新形势下的新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通胀高企等因素叠加，给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您看来，这些新情况将给中国平衡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带来哪些新挑战？

　　周月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中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安全与发展是一对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它们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在金融领域也不例外。一方面，金融发展是金融安全的基础，金融工作只有坚持政治性、人民性，金融服务只有根植于实体经济和人民需求，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初心使命，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筑牢金融安全堤坝；另一方面，金融安全是金融发展的保障，离开了安全，发展是谈不上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这些超预期风险因素增多，确实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有所加大。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风险挑战进一步分析，从而有的放矢加以应对，平衡好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滞胀”风险抬升。一是“胀”的压力短期难解。俄乌冲突背景下，原油、天然气、粮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加之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引发供需错配失衡，关键原材料价格居高难下，各国通胀压力较大。5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增长8.6%，创下40年来新高；欧元区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同比增长8.1%，也是历史新高。二是“滞”的风险持续发酵。美国等诸多经济体大幅加息、俄乌冲突持续、通胀高位难降，削弱各国经济增长潜力。世界银行刚刚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值从1月的4.1%下调1.2个百分点至2.9%，并预计2023年至2024年经济增速将继续徘徊在3%左右，全球经济可能进入长期增长疲弱的时期。三是金融市场震荡加剧。随着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加速收紧货币政策，全球货币信贷环境改变，市场预期分化加大，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一个时期以来，全球股市、债市、加密货币市场波动加剧，部分新兴市场资本流出风险增加，债务矛盾加大，未来一段时间全球金融市场或将反复震荡。

　　从国内环境来看，在外部风险因素增多、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的背景下，经济运行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如全球“滞胀”使得我国外需收缩、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疫情多点散发背景下消费、生产等数据表现偏弱；个别行业、少数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有所抬升等。同时更要看到的是，我国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广、发展韧性足，又有超大规模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既要正视压力，更要坚定信心。今年4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做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出台“稳经济33项举措”，各相关部门、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有助于应对经济短期下行压力，更有助于为实现经济长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预期。

　　概括来讲，新形势下平衡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存在一定挑战。主要表现在：国际环境动荡或通过市场交叉共振、资本流动、产业链联动、预期调整等多种途径向国内溢出，使我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安全的难度增加；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多重约束，金融行业既要贯彻落实好稳经济的各项举措，又要引导金融资源高效配置，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决策难度也有所增大。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新形势下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统筹协调好各类要素，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平衡。

　　推动实现金融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金融时报》记者：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政策举措。在您看来，金融机构应如何行动，助力稳定经济大盘，推动实现金融发展与安全的平衡？ 

　　周月秋：当前，金融行业平衡好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我觉得主要是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着眼“国之大者”，坚决落实稳经济的各项政策部署。我们看到，目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前期出台的稳经济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5月份消费降幅明显收窄，工业生产由降转增，企业景气指数回升，新增社融明显增加，这些都反映出经济运行供需两端和企业预期修复加快，预计接下来增长速度还会逐步加快。下一阶段，金融机构还需要继续发力，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助力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加大对制造业、科创、绿色、基础设施、粮食安全、能源保供等重点领域以及产业链供应链、民营小微、外贸外资等重点领域和补短板领域企业的融资支持，推动融资总量实现稳步增长；将保市场主体作为稳经济的关键，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和受困实体给予精准帮扶，做好接续融资安排，全力支持复工复产、稳链保链；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服务质效，回应市场所需，扩大供应链金融、数字金融等新型产品供给，推动金融服务向“快捷化、专业化、数字化、生态化”方向更进一阶。

　　另一方面，坚持“底线思维”，前瞻防范系统性风险。党的十九大作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要部署以来，金融领域的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一些高风险金融机构得到稳妥处置，影子银行风险大幅收敛，金融乱象得到有效整治，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就《金融稳定法》公开征求意见，内容涵盖风险防范、化解、处置、责任分配等，进一步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下一阶段，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树牢风险意识，把高质量发展牢牢建立在高水平安全的基础之上。平衡好信贷增长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在坚定支持稳经济的同时，注重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提高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前瞻研判全球金融市场走势，对市场波动风险的传染路径和冲击程度做到了然于胸，并通过各类风险工具加以有效应对，特别注意防范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备足抵御风险的“粮草”和“弹药”，提升不良资产市场化、多元化、综合化处置能力，夯实资产质量基石，同时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构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和“防护垫”。

　　平衡好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防范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与潜在风险，一些国家喊出“脱钩”口号，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不断蔓延。这对中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有何影响？如何妥善应对外部“脱钩”压力？如何在平衡发展与安全的框架下，兼顾金融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周月秋：近年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确实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思潮和现象，但这既不能适应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差异，与全球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格局显然也是不符的。

　　与这种思潮和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坚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持续扩大金融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再次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将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面对来自外部的“脱钩”压力和潜在风险，中国正在迈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全力平衡好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防范，在以下几个方面尤其明显：一是持续扩大金融开放试点范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提升自贸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这一目标，扎实推进立法工作、政策制度、试点措施落地生效。举例来说，去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提出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去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提出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等措施，对金融领域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提出更高要求。今年2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实施细则》落地，企业跨境投融资渠道进一步放宽，非金融企业外债便利化、跨境资产转让、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等资本项下试点业务正在稳慎开展；与此同时，对企业资本项目收入使用范围、跨境投融资币种匹配、非金融企业境外放款规模等限制也进一步放松。

　　二是持续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重要进展，大幅优化外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准入要求；多家外资控股理财公司获批开业，并参与到养老理财等试点工作中；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明确取消我国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1%的限制，对外资股东资质要求不断放宽；赋予外资在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国民待遇等。监管部门多次公开表示，在新形势下，中国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持续深化金融业开放，不断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有序进入中国市场。

　　三是持续推进金融规则与国际接轨。去年年末，修订“沪伦通”监管规定，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拓宽境内企业海外融资渠道，还将进一步激发境外发行人来华发行存托凭证（CDR）的积极性。同时，立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下一步中国还将逐步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促进金融规则的融合发展。

　　四是持续提升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水平。近年来，中国持续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规则，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丰富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工具箱，持续监测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随着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向纵深推进，风险防控也会面临更高要求和更多挑战。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我国金融监管能力不断提升、系统性风险防控处置体系持续完善、风险管理工具箱日益丰富，我们将在开放过程中建立越来越有效的“防火墙”，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越来越匹配的金融安全保障体系。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最近几年，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问题得到广泛关注。在您看来，规范和引导资本尤其是外资健康发展对平衡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有何重要意义？下一步应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对规范和引导外资资本健康发展的各项要求？

　　周月秋：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现阶段，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主体、流动速度等变化很快，既要重视国际资本在促进金融发展、繁荣资本市场、接轨国际制度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需要强化对外资的规范和约束，精准把握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坚决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

　　下一步，最根本的是落实中央关于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各项要求，针对外资特征，可以考虑在以下方面精准发力。

　　一是优化国内市场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投资兴业。今年以来，国内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显著提高。近日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642亿元，同比增长17.3%。在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吸引外资保持稳定增长，说明中国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不断改革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对外资形成了较大吸引力。按照中央部署要求，中国还将持续优化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健全产权保护制度，消除各种市场壁垒，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投资便利化，有序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支持和鼓励外资来华展业。

　　二是强化政策导向引导更多外资流向重点领域。当前，外资正在加速流向高技术产业等重点行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2.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2.9%，高技术服务业增长45.4%。全球疫情加速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国不断强化高新技术、绿色能源等重点领域政策指引和落地实施，增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信心，持续巩固、扩大吸收高质量外资的竞争优势，将更多的高端生产和创新环节在国内付诸实施。

　　三是完善制度框架提升外资治理效能。一方面，关注资本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共性问题，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法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另一方面，针对外资可能存在的跨境资本流动、技术转让等个性问题，逐步完善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强化外资与其他领域资本治理的协调联动，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 （图片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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