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8：盘点全球进展 推动公正转型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每日财讯网》编辑　　发布时间：2023-12-04

　　11月3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迪拜开幕。在全球气温屡创新高、气候灾害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乃至1.5℃、提高适应能力并增强气候韧性”的最终目标能否达成？

　　对此，不少业内专家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尽管近年来的新闻和行动似乎越来越多，但全球在减缓、适应和动员气候投融资等方面的进展尚不足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17日是有气候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06℃。当然，一天的极值并不意味着地球已经突破了升温2℃的限制。不过，这足以引发我们的警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经历过反复与低潮，但全球没有停下协力应对气候变化的脚步。在这场全球性的气候大会上，与会者围绕“加速能源转型”“修复气候融资”等议题展开讨论。

　　进展与差距

　　自1994年起，《公约》每年都会召开一次会议，称为缔约方大会，即COP。大会任务是就减少全球排放的集体行动进行谈判，并跟踪各国减排进程，要求加快各国的“国家自主承诺”，以减少排放。

　　梳理历次COP大会的关键议题，可以看出相关工作的进展。中节能生态产品发展研究中心董事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廖原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数家珍地列举了几次关键COP会议的重要成果。

　　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办的COP3通过了《京都议定书》，针对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将其控制或减排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2009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办的COP15提出2℃的目标，明确了发达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规模；2015年COP21则通过了著名的《巴黎协定》，明确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控制不超过2℃，最理想是控制在1.5℃以内；在最近一次的COP27上，各国代表达成一致，决定通过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

　　具体到COP28，将首次对《巴黎协定》签署以来的气候行动进展进行“全球盘点”，全面评估全球落实《巴黎协定》的进展与差距，交流各方行动成效和最佳实践。

　　“综合有关国际机构评估，如果《巴黎协定》没达成或得不到落实，各方不采取行动，全球升温可能达到3.5℃甚至更高，我们应全力避免这种情景出现。”此前，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如果各方自《巴黎协定》达成以来承诺的目标都能得到充分实施，全球升温可控制在1.7℃，有望实现低于2℃、争取1.5℃的目标。”

　　这一挑战是艰巨的。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布的综合报告，尽管在如何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细节上存在分歧，但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过去的气候行动是不够的，需要各方采取更多行动并支持发展中国家。

　　北京绿研发展公益中心的专家告诉记者，无论是从目标与框架、政策与规划还是资金与其他支持措施来说，目前，全球的适应进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需求间仍存在差距。

　　在政策方面，虽然全球84%的国家已经通过了至少一项国家级的适应规划，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还停留在识别需求的层面，还需要可量化的、有时间限制的、针对不同主题的目标，并明确衡量进展的相关指标。在支持措施方面，发展中国家编制适应规划、实施适应行动，但需要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

　　COP28主席苏尔坦表示：“COP28是所有缔约方齐聚一堂、拿出可行解决方案的时刻。我们必须准备好真正的答案以应对挑战，在2030年前减少220亿吨碳排放，加强全球气候韧性，调动必要规模的资金，以实现公正和公平的转型。”

　　公正转型 知易行难

　　在推动实际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各方利益很难平衡。国与国之间在转型过程中的公平性，涉及各国所承担的责任、面临的风险、具备的资源的不平衡性，即谋求公正转型。

　　“气候行动不应扩大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性，应当正视和落实资金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曹莉认为，在转型过程中，应当考虑如何保护就业市场的弹性与包容性。

　　实际上，在转型压力之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尤为迫切。一方面，历史上，发达国家在两次工业革命期间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断加剧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模式的变化等不利影响则由全球共同承担，气候脆弱性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首当其冲；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恰恰缺乏资金应对这些风险。

　　根据《公约》，考虑到历史责任，发达国家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因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所造成的损失。

　　这一判断是国际共识，但知易行难。根据76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和国家适应计划（NAPs）估算，2022年至2030年间，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710亿美元的适应资金。然而，2021年，现有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双边适应资金规模仅为250亿美元，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适应需求；2022年多边、双边资金甚至较2021年减少了15%，降至210亿美元，这一现象引人担忧。

　　中国方案令人期待

　　回到国内，COP28聚焦的议题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我国的绿色转型这几年处在加速跑的阶段。

　　有专家表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实际上已经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双碳”政策和其他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付出的努力，不仅延缓了气候问题，也推动了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中国通过结构性的调整，又反哺改善了环境问题。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构性调整也是未来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的手段之一。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绿色转型进程令多国振奋。

　　“过去几年，包括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等在内的多个国家紧随中国之后，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北京市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际合作与研究中心主任程琳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广至这些国家。例如，在产品设计、低碳转型、绿色交通等领域，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可以更低成本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减排，推动绿色发展。

　　“中国在做好自身绿色转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气候和绿色发展合作，开展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绿色转型的国际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廖原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绿色转型国际合作为例解释，当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为处于生态脆弱区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准入门槛较低，发展需求大于环境需求。“尽管通过双边合作条约将绿色治理纳入制度框架体系，但仅仅停留在原则性层面，具体的绿色制度不够细化，在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上常处于弱势地位。”他表示。

　　对此，程琳认为，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可以积极协助各国加强绿色金融市场建设。相较于直接的资金支持，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应着眼于探索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和本土化的转型金融创新方案等，由此创造新的机遇，并帮助当地的金融机构提高自身能力。

　　廖原提示，在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绿色转型不仅是一个“新能源”取代“旧能源”的过程，还包括社会经济系统的改革和创新，例如社会保障体系、失业和法规等的变化。同时，绿色转型过程涉及的主体众多，不仅包括各级政府部门，还包括无数微观主体等利益关联方。不同的主体利益诉求不同甚至有冲突，要注意这些冲突可能导致转型结果的多样化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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